2021-1《十月》·思想者说(选读②)∣李舫：山山记水程——李贽在晚明

Original 李舫十月杂志 2022-10-26

李舫，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。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，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。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，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，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。有作品、评论数百万字，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钟山》等报刊。担任五个一工程奖、中国电影华表奖、中国电视金鹰奖、鲁迅文学奖、中国儿童文学奖、徐迟文学奖、丰子恺华语散文奖等评委。代表作《春秋时代的春与秋》《在火中生莲》《沉沦的圣殿》《飘泊中的永恒》《千古斯文道场》等。编、译、著作四十余部，出版著作有《魔鬼的契约》《在响雷中炸响》《魔鬼的契约》《纸上乾坤》《自在心灵》等。担任中国文学“丝绸之路”大型名家精品文库主编；担任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特辑《见证》主编；担任新世纪散文精品文库“观天下”主编。

山山记水程

——李贽在晚明

李舫

李贽雕像/本文作者提供

五不见舍利佛，复隐知是谁

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夏，大饥，黄梅农民刘汝国起义。六月，苏州、松江等府大旱，太湖水涸。九月，甘肃兵变。十二月，吏科给事中李沂上疏，极言神宗贪财坏法。神宗震怒说，将李沂廷杖六十，削职为民。年底，工匠刘汝国领导农民起义，自称“顺天安民王”。有明一朝，山崩地裂、山呼海啸时时浮现。这一年，格外不太平。然而，这一年，对李贽来说，却是自得自重、收获满满的一年。他从维摩庵搬到芝佛院，生活变得简单、富足。春夏之间，李贽写成了他的《藏书》初稿，评说数千年历史，“颠倒千万世之是非”。袁中道在《李温陵传》记录道：“与僧无念、周友山、丘垣之、杨定见聚，闭门下键，日以读书为事。……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，东国之秘语，西方之灵文，《离骚》，马、班之篇，涛、谢、柳、杜之诗，下至稗官小说之奇，宋元名人之曲，雪藤丹笔，逐字校，肌襞理分，时出新意，其为文不阡不陌，撼其胸中之独见，精光凛凛，不可逼视。诗不多作，大有神境。”这一年，还有一件事，一件今天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，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时令已是夏季，万历十六年麻城的夏天格外酷热。抄录完书稿，李贽派人专程送到南京请焦竑审阅并为之作序。完成了这件大事，李贽顿时觉得轻松许多。这个夏天，李贽以“有饭吃而受热，比空腹受热者”总好过些为理由，为暑热辩护，为自己解凉。可是完成了这件大事以后，他发现，毒日愈发当空，溽热愈发难耐。这一日，李贽只觉得热得头皮发痒，浑身难受。汗臭蒸腾，头屑飞扬，这让李贽难以忍受。搔而复痒，痒而复搔，不胜其烦，李贽自觉秽不可当。他是个有洁癖的人，此情此景，更是难受。放眼望去，侍候他的无念和尚弟子在剃头，不禁眼睛一亮。李贽叫来侍者，命其为自己落发。侍者手艺不凡，转瞬之间，李贽就剃了个干净利落的光头，自是凉快了许多，也痛快了许多。李贽在《与曾继泉》中谈到落发的原因：齐所以落发者，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，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，以俗事强我，故我剃发以示不归，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。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，故我遂以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。兼此数者，陡然去发，非其心也。李贽在给焦竑的复信中，也谈到了毅然落发的原因，那就是“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，共以异端目我，我谓不如遂为异端，免彼等以虚名加我，何如？”简单说来，就是——既然你们把我看作异端，我就索性做出异端的样子让你们看看！落发之后，李贽反复总结自己落发原因，可见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一件天大的事。他说，自己落发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愿受地方官的管束，他在《感慨平生》中写道，落发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：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。夫人生出世，此身便属人管了。幼时不必言；纵训蒙师时又不必言；既长而入学，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；入官，即为官管矣。弃官回家，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。来而迎，去而送；出分金，摆酒席；出轴金，贺寿旦。一毫不谨，失其欢心；则祸患立至，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，管束得更苦矣。我是以宁漂流四外，不归家也。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，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；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，既弃官，又不肯回家，乃其本心实意。李贽描述了一幅人们无不生活在枷锁之中的近乎恐怖的画面，而这些，恰恰这些又正是儒家仁义道德的基本内容，李贽断然落发，是他的“本心实意”，他虽然落发，却并未受戒，照样可以吃肉喝酒，照样可以用“本心实意”说些似乎是疯疯癫癫的真话。所以，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：“故兼书四字，而后作客之意与不属管束之情畅然明白，然终不如落发出家之为愈。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，况别省之人哉！”李贽落发的事情惊动了好朋友。袁中道在李贽落发的第二年见到了他，为他的形象大吃一惊，他认真记录下这件事道：“岁己丑（万历十七年），余初见老子（李贽）于龙湖。时麻城二三友人俱在，老子秃头带须而出，一举手便就席。……余曰： ‘如先生者，发去须在，犹是剥落不尽。’老子曰： ‘吾宁有意剥落乎？去夏头热，吾手搔白发，秽不可当，偶见侍者方剥落，使试除之，除而快焉，遂以为常。’爰以手拂须，曰： ‘此物不碍，故得存耳。’众皆大笑而别。”任情适性，率意而为，这就是李贽。李贽落发的事情不仅惊动了好友，还惊动了那些暗地里张开罗网伺机而动的人，从堂堂四品知府变成闹市中的一个狂禅，这简直是丑闻，简直是骇人听闻！李贽又一次为旧势力所不容。数千年来，中国男人以长发盘于头顶。那个时候，长发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，特别是男人，甚至把头发看得比生命还重要，头可断，发不可断。知县邓鼎石亲自登门恳请李贽留发，他是如此情真意切，以致“泣涕甚哀”，他是一县之长，是父母官，有责任维护本地“风化”。为了说服李贽，邓鼎石甚至抬出他的老母亲，说此行是“奉母命”劝“李老伯”蓄发：“你若说我乍闻此事，整整一天不吃饭，饭来也吞咽不下，李老伯必定会留发的。你若能劝得李老伯蓄发，我便说你是个真孝子，是个第一好官。”可是，李贽不为所动。他落发的原因是复杂的，面对他落发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。然而，李贽不想因为重重压力退缩，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殉道者：“则以年纪老大，不多时居人世故耳”，此话甚真。他既有任情适性不惹事不怕事的一面，也有深谋远虑计较厉害，终以余年不多，一无所求，决计豁出去老命一搏。其实，李贽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思想观念是密切联系的，这就是他的“童心说”。何为“童心”？李贽说：夫童心者，真心也。若以童心为不可，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，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却童心，便失却真心；失却真心，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，全不复有初矣。童子者，人之初也；童心者，心之初也。李贽用他的“童心”来生活，便有了他的“任情适性”，落发自然。他将这种观念用在文学思想，便有了他的“标新立异”，自成一格。他在《童心说》中这样写道：诗何必古选，文何必先秦。降而为六朝，变而为近体，又变而为传奇，变而为院本，为杂剧，为《西厢曲》，为《水浒传》，为今之举子业，皆古今至文，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。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，更说甚么六经，更说甚么《语》《孟》乎？李贽有一个知识渊博、学养深厚的隐士朋友叫作周晖。李贽辞世八年后，周晖从其稿本《尚白斋客谈》中精选相关内容，编成了四卷本《金陵琐事》，记录了那个时代各种趣人趣事。他在《金陵琐事》中写道：“（李贽）常云：‘宇宙有五大部文章：汉有司马子长《史记》，唐有杜子美集，宋有苏子瞻集，元有施耐庵《水浒传》，明有李献吉集。’余谓：‘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更较弘博。’卓吾曰：‘不如献吉之古。’”李贽认为，天下有五大名著，分别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杜甫的诗集、苏东坡的文集、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、明朝李梦阳的诗文集，他将此并称为“五大”。以此“童心”而论古人文章，李贽极为推崇苏轼。他在给焦竑的《复焦弱侯》一文中说：“苏长公何如人，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。世人不知，只以文章称之，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，世未有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。”从前，人们只会夸东坡文章写得惊天动地，其实他们不知道，与文章相比，苏东坡其人更是卓然不群。只有顶天立地的人物，才能写出来永垂不朽的文章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李贽把历史上的大诗人分成“狂者”和“狷者”两类，且引一段如下：李谪仙、王摩诘，诗人之狂也；杜子美、孟浩然，诗人之狷也。韩退之文之狷，柳宗元文之狂，是又不可不知也。汉氏两司马，一在前可称狂，一在后可称狷。狂者不轨于道，而狷者几圣矣。李贽还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分为了两类，他认为苏轼是“狂者”，而苏辙是“狷者”。李贽推崇杜甫，他认为杜甫有真性情，并且说杜甫的人格比其诗更好。当年李贽在杜陵池畔写过《南池二首》：济漯相将日暮时，此地乃有杜陵池。三春花鸟犹堪赏，千古文章只自知。水入南池读古碑，任城为客此何时。从前祗为作诗苦，留得惊人杜甫诗。李贽把杜甫的诗视之为千古文章，并且以“惊人”来形容杜甫的诗作，可见其对杜甫是何等的夸赞。同时他还认为古人中只有谢灵运、李白和苏轼能够称为“风流人物”，他在《藏书·苏轼》中写道：“古今风流，宋有子瞻，唐有太白，晋有东山，本无几也。必如三子，始可称人龙，始可称国士，始可称万夫之雄。用之则为虎，措国家于磐石；不用则为祥麟，为威凤。天下后世，但有悲伤感叹悔不与之同时者耳。孰谓风流容易耶？”这三人，真可谓“人中龙”。人是不是总会活成自己偶像的样子？此时的李贽，也许不会想到，短短五年之后，他将要与朋友们在麻城有一场惊天动地的“龙湖雅集”，在群星璀璨、酣畅淋漓的夜晚，他们纵评天下，臧否古今。他更不会知道，在他身后的某一天，袁中道在《跋李氏遗书》中写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：卓吾李先生，今之子瞻也。袁中道将李贽与苏东坡做了全面的比较，得出结论：“才与趣，不及子瞻；而识力、胆力，不啻过之。”李贽虽然有“童心”，逼视道貌岸然的虚伪，欣赏返璞归真的朴拙，但是以他的智慧和聪敏，他也有看透人生的一面，他在《评三国志演义》中称：曹家戏文方完，刘家戏子又上场矣，真可发一大笑也。虽然自开辟以来，哪一处不是戏场，哪一人不是戏子，哪一事不是戏文，并我今日批评《三国志》，亦是戏文内一出也。呵呵！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，所以一切都用不着认真。所以不难理解他落发之后，何以一如既往喝酒吃肉。这就是李贽的“童心”，于是，他在《焚书》中感慨：“出家为何？为求出世也。”由此，琼州守周思久评价李贽和耿定理，“天台重名教，卓吾识真机”。天台指的是耿定理，卓吾自然是李贽。周思久解释说，“重名教”就是“以继往开来为重”，“识真机”就是“以任真自得为趣”。不管怎样，李贽落发后的心情是复杂的，却也是平静的，宛如一场暴风雨过后，大地一片安宁，万物一片安详。可是，这安静的背后，焉知不是又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？

李贽造像/本文作者提供

六歌罢击唾壶，旁人说狂夫

最令人不解的是，姚安知府李贽在官运亨通的时候决定辞官。李贽的生命里，也许注定了一场暴风雨接着另一场暴风雨。第一场暴风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李贽已经不记得了。可是，让历史刻骨铭心的那场暴风雨，发生在万历八年（1580）的春天。三月，李贽在云南姚安府的任期即将满三年。再稍待一些时日，他即可有望升迁。官场的秘诀就是一个字，“熬”，熬过了山穷水复，就迎来了柳暗花明，最终将抵达前程似锦。这个时候，全中国的官吏加起来还不到两万人，李贽已经是四品知府，像他这样四品以上的官员不足五千人，可谓凤毛麟角。在平常人眼里，跻身这样的群体，是多么荣耀、多么尊贵啊！初春的滇北，已是春意盎然。奔放不羁的九重葛开遍山野，五彩缤纷的虞美人高傲圣洁，晚风吹拂，残霞似血。李贽身穿粗布便衣，在姚安府衙署庭院的小路上，焦虑地踱步。此时，他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？他有两个选择——顺着原来的路安然走下去，是高官厚禄、光宗耀祖，也是卑躬屈膝、放弃自我；转身离开，走向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世界，迎来的是随心所欲，却也可能走向清贫、苦难、凶险，甚至死亡。他时而彷徨，时而坚定，时而蹙眉沉思，时而果决坚毅。自出仕以来，叠经世事变故，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，可是，天命何在？对清议辩学，与众人相左，就已经危险重重；见于之行，施之于政，与上官衙门尽相违逆，就更加巢幕游釜，祸变莫测。况且，朝廷如今的制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非进士出身不入翰林院，非翰林院士不入内阁。李贽不过是举人出身，纵然“既有大才，又能不避祸害，身当其任，勇以行之，而不得一第，则无凭，虽惜才，其如之何！”加之，“才有巨细，巨才方可称才也。有巨才矣，而肯任事者尤难”。如李贽这般千里马，又从不见所谓伯乐，如此这般，徒唤奈何！在递交这份辞呈之前，他再三权衡，这决定是否明智。往事一幕幕闪现，让他心痛不已。云南地方官吏至今提起云南布政使徐樾之死，仍让他齿寒心凉。徐樾年轻时即追随王阳明的心学。王阳明的弟子、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对徐樾极为欣赏，曾对内人说：“彼五子乃尔所生，是儿乃我所生。”将徐樾视为亲生。王艮考察徐樾前后达十一年之久，逝世前授徐樾以大成之学。可是，如此这般天降大任之才，却死于非命。嘉靖年间，元江府土舍那鉴杀土知府那宪，攻州劫县，诱杀了前往议降的徐樾，姚安土官高鹄往救时亦战死，世宗兴兵讨伐不克，便允许那鉴纳象赎罪。时人作歌谣唱道：“可怜二品承宣使，只值元江象八条。”如徐樾者，不过如此，人在乱世，犹能奈何，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，今安在？历尽万般红尘劫，犹如寒风再拂面。李贽下定决心，不再犹豫。这天，正值侍御刘维巡按楚雄，李贽谢却簿书，封了府库，携家离开姚安到楚雄去见刘维，“乞侍公一言以去”，要求刘维批准他辞官退休。刘维却不同意：“姚安守，贤者也。贤者而去之，吾不忍。非所以为国，不可以为风，吾不敢以为言。即欲去，不两月，所为上其绩而一荣名终也，不其无恨于李君乎？”李贽回答：“非其任而居之，是旷官也，贽不敢也。需满以幸恩，是贪荣也，贽不为也。名声闻于朝也，而去之，说钓名也，贽不能也。去即去耳，何能顾其他？”刘维坚持不允。既如此，执拗的李贽独自去了大理的鸡足山，在那里静静地读佛经。李贽去意已决，刘维知道已经难以挽回，便将他的辞呈上交朝廷，终获批准，得致其仕。此时，已是七月。李贽得知，如释重负，他性爱山水，在云南的奇山异水中肆意地徜徉数月，尽览滇中之胜。浮世万千，繁花落尽，可是，李贽的心中却依然有花开花落的声音。一朵，一朵，又一朵，在无人的山间静静开放、轻轻飘落。有客开青眼，无人问落花。暖风熏细草，凉月照晴沙。万历九年（1581）春，李贽由云南而至四川，买舟东下，直奔湖广黄安。很多年后，李贽追忆这段往事说，他总是与顶头上司发生矛盾，甚至发生冲突。他之所以弃官而去，本质上是他“不愿受人管束”“居官怕束缚”的缘故。云南巡抚王凝是个下流之辈，不足以为道，李贽与他顶顶撞撞，势在必然，理所必至。然而，李贽的另一位顶头上司骆守道，与李贽最为相知。这个人有水平，有能力，有操守，文章也写得不错，而且踏实能干。但是，李贽终不免与他发生了冲突，李贽总结说，原因就在于，“渠（骆守道）过于刻厉，故不免成触也。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，终反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，则知有己而不知有人，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，往往然也。”李贽信奉的是佛老之治，他对当时官场的“君子之治”相当反感，这是他不为世间所容的根本原因。而他之所以有“归老名山”的想法，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着极大的关联。李贽曾写道：“独余连生四男三女，惟留一女在耳。……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，心下时时烦懑，故遂弃官入楚，事善知识以求少得。”辞官这年，李贽已经五十三岁，他的妻子黄宜人也是个淡泊名利、甘守贫困的人，她愿与他一道同隐深山，支持他辞官回家。很多年后，黄宜人辞世，耿定理在为她作的墓表中讲述了这段故事：“卓吾艾年拔绂，家无田宅，俸余仅仅供朝夕。宜人甘贫，约同隐深山。”有此贤妻拔绂相助，与他相依为命，这也是李贽的福气吧？可是，“冀缺与梁鸿，何人可比踪。丈夫志四海，恨汝不能从”。李贽一生含辛茹苦，四海为家，抛头颅洒热血亦在所不惜，却独对妻子有着亏欠。李贽辞官这年的早些时候，巡按刘维报请上司奖励群吏，李贽为姚州知府罗琪写作《论政篇》，表达他的政治理念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他坚决反对“本诸身”的“君子之治”，提倡“因乎人”“因性牖民”的“至人之治”。李贽认为，一切有条教之繁和刑法之施，有智愚贤不肖之别和君子小人之分，导民使争的，都是“君子之治”的恶果。而“至人之治”则不然，“因其政不易其俗，顺其性不拂其能”，无须求新知于耳目，也无须加之以桎梏，“恒顺于民”，社会自然可以治理得很好。因于这种理念，李贽治姚安三年，“一切持简易，任自然”，就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。这篇《论政篇》，引发了骆守道的极大憎恶和反对。他迅速写出了《续论政篇》与李贽辩争：“使君儒者而尤好佛老，宜其说如此，无语刺史素不谙佛老说，礼乐刑政，未敢以桎梏视之也。”信仰之异催生了人性之恶。李贽说，自己不能像汉朝的东方朔那样含垢忍辱、游戏仕途，又不能做到中庸之道、八面玲珑，所以为官二十余年，“贪禄而不能忍诟其得免于虎口，亦天之幸耳！”所以，这官是决然不能做下去了。回想三年前，李贽初来姚安，但见承历代之乱、当兵事之后的边塞，满目疮痍，哀鸿遍野。面对贫瘠的土地、凋敝的民生、惊慌失措的百姓，李贽将他的施政纲领放在了一个字上：宽。至道无为，至治无声，至教无言。此时此刻，他想到的是尚宽大、务简易、循自然、不知而治、休养生息。从这样的观念出发，李贽在姚安府任上，“律设大法，礼顺人情”，尽可能息事宁人，化干戈为玉帛，让边塞的各民族百姓和睦相处，宽厚安定。如此这般，姚安终于有了宝贵的三年时间，这三年里，百姓休养生息，地方局势稳定，军民各安其业。回顾在云南为官的经历，李贽最怀念当时在云南任洱海道佥事的顾养谦。顾养谦是南直隶通州（江苏南通）人，比李贽小十岁。万历六年（1578），顾养谦调任云南佥事，与李贽相识。当时，李贽正在与云南巡抚王凝、参政骆守道发生冲突，以致云南的官场里，无人不痛斥李贽、无人敢搭理李贽，作为李贽直接上司的顾养谦，却不顾一切与李贽成为挚友，给李贽以最大的安慰和支持。这些支持如此重要，以至王凝、骆守道企图加害李贽的阴谋最终流产。朝廷批准李贽辞官的消息传出，顾养谦正在北京。听到此事，他立即动身，赶赴云南，一路打听李贽的行踪，希望能在李贽向东行进的道路上与他相会。这种深厚的友谊在等级森严的官场，非常难得，也让李贽终生难忘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李贽仍然对顾养谦充满感激。李贽辞世之前，他曾经在给顾养谦的信中，无比感激地写道：“其并时诸上官，又谁是不恶我者？非公则其为滇中人，终不复出矣。”在另一封信中，他写道：“求师访友，未尝置怀，而第一念实在海通。”海通就是南通，是顾养谦的家乡。李贽写给顾养谦的信，是他心迹的真实体现。他在云南官场的处境可谓相当险恶，如果不是顾养谦的帮助，他真可能生死未卜，因为他得罪的是云南巡抚和云南参政。因为有了顾养谦的帮助，他才得以从险境中脱身，而且还有了升官的机会。可是，李贽厌恶了这一切，这一次却坚决不干了。李贽为人，清廉简朴，狷介疏狂，爱憎分明。他在姚安府三年，姚安大治，而他自己，“禄俸之外，了无长物”，深得百姓爱戴。此番离开姚安，老百姓对他恋恋不舍，“士民攀卧道间，车不得发。车中仅图书数卷。巡按刘维及藩皋两司汇集当时士绅名人赠言为《高尚册》，以彰其志。佥事都御史顾养谦亦撰序以赠。”清贫如李贽者，仅有一车书卷相随，这已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财富了。李贽的好朋友方沆写作《送李卓吾致仕归里》三首，道尽李贽其人其志其事，其中一首道：“歌罢当尊击唾壶，旁人指点说狂夫。休言离别寻常事，万古乾坤一事无。”然而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夹道欢送，那些王凝、骆守道之流伺机猎杀李贽的人早就虎视眈眈，暗藏杀机了。穿越五百年的时光，这股杀气至今未散。可是，李贽义无反顾地走了。他要把所有的白日还给太阳，把所有的夜晚还给星河，把所有的春光还给绿野，把所有的肃杀还给昨天，期待明天——胸中藏丘壑，笔下有山河。

李贽故居前的李贽塑像/本文作者提供

七听政有余闲，做官无别物

李贽幼年丧母，很小的时候就随父亲辗转于大海之上，颠沛流离中勉强糊口。七岁的时候，李贽开始随父亲读书歌诗，学习礼文。父亲名钟秀，号白斋。白斋先生是位有名的塾师，李贽在文中称：“吾大人何如人哉？身长七尺，目不苟视，虽至贫，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，吾董母不禁也。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！”白斋先生闲暇时，便送李贽到训蒙之馆读书，李贽聪慧好学，每学必有斩获。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，十二岁的李贽写出了《老农老圃论》，不满孔子对学生樊迟问农事的指责，把孔子视种田人为“小人”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，轰动乡里。《卓吾论略》记载：年十二，试《老农老圃论》，居士曰：“吾时已知樊迟之问，在荷蒉丈人间。然而上大人丘乙已不忍也，故曰‘小人哉，樊须也’。则可知矣。”论成，遂为同学所称。众谓“白斋公有子矣”。居士曰：“吾时虽幼，早已知如此臆说未足为吾大人有子贺，且彼贺意亦太鄙浅，不合于理。此谓吾利口能言，至长大或能作文词，博夺人间富与贵，以救贱贫耳，不知吾大人不为也。吾大人何如人哉？身长七尺，目不苟视，虽至贫，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，吾董母不禁也。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！” 十二岁的孩子，能写出这样有见地的文章，实属不易。这篇习作，得到了父亲的赞扬，亲友们也纷纷祝贺李贽父亲：“白斋公有子矣！”泉州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马可·波罗笔下的刺桐城，她的包容、开放、文明、进步，白斋先生坦荡的胸怀、自由的意志、乐善好施的精神，都给李贽以人生宝贵的启蒙。李贽晚年回忆自己幼时性格，说道：“余自幼倔强难化，不信学，不信道，不信仙、释，故见道人则恶，见僧则恶，见道学先生则尤恶。”青年时代的李贽，“糊口四方，靡日不遂时事奔走”。他“糊口四方”的地点和职业今天已经无从考证。二十一岁，李贽迎娶十五岁的黄宜人，妻子温厚、贤惠。二十六岁，李贽参加福建乡试，中黄昇耀榜举人。次年春，李贽在京参加会试，不第而归。三年后，李贽又在北京参加会试，再次不第而归。尽管如此，李贽却对科举制度充满厌恶。《卓吾论略》记载：稍长，复愦愦，读传注不省，不能契朱夫子深心。因自怪。欲弃置不事。而闲甚，无以消岁日。乃叹曰：“此直戏耳。但剽窃得滥目足矣，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！”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，日诵数篇，临场得五百。题旨下，但作缮写眷录生，即高中矣。这一年，李贽已经三十岁，而立之年，他厌倦了八股文章、科举制度，于是向吏部提出申请，就任河南卫辉府教谕：吾初意乞一官，得江南便地，不意走共城万里，反遗父忧。虽然，共城，宋李之才宦游地也，有邵尧夫安乐窝在焉。尧夫居洛，不远千里就之才问道。吾父子倘亦闻道于此，虽万里可也。且闻邵氏苦志参学，晚而有得，乃归洛，始婚娶，亦既四十矣。使其不闻道，则终身不娶也。余年二十九而丧长子，且甚戚。夫不戚戚于道之谋，而惟情是念，视康节不益愧乎！他将这段经历记录为“丐食于卫”：某生于闽，长于海，丐食于卫，就学于燕。李贽的青年时代几乎无可记录，三十三岁升南京国子监博士，到任数月，即丁父忧，守制东归。五年后，任北京国子监博士。这时，正逢河南大旱，管理河槽的官员因勒索财物不遂，竟挟恨把所有泉水引入河槽，不许百姓灌溉。他安置在河南的家眷遭遇灾难，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相继病死。他在卫辉写了不少诗，从中可以一窥他的心境：世事何纷纷，教予不欲闻。出郊聊纵目，双塔在孤云。雨过山头见，天晴日未曛。骑驴觅短策，对酒好论文。 “觅短策”“好论文”的李贽开始接触王阳明的著作，他从小就不满于朱熹的传注，因而更加同情于王阳明的易简功夫：“乃知得道真人不死，实与真佛、真仙同，虽倔强，不得不信之矣。”李贽在礼部司务任上，因一次生活经历，受饥而望食道启发，认识到对孔、老之学不存在选择谁的问题，于是“自此专治《老子》”，并经常读北宋苏辙所注《老子解》。专治《老子》和崇信《金刚经》及广泛听取各学者讲学，这便是后来李贽所说的“就学于燕”。在北京礼部任职的五年中，李贽“不愿受人管束”“居官怕束缚”的个性开始崭露，这令他与上司时有矛盾和抵触，“司礼曹务、即与高尚书、殷尚书、王侍郎、万侍郎尽触也。高殷皆入阁……高之扫除少年英俊名进士无数矣，独我以触迕得全，高矣人杰哉！”高尚书，即高仪，嘉庆四十五（1566）年任礼部尚书，至隆庆二年（1568）致仕，隆庆六年（1572）诏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。殷尚书，即殷士儋，隆庆二年（1568）任礼部尚书，隆庆四年（1570）入阁。王侍郎，即王希烈，隆庆二年任右侍郎，隆庆四年转礼部左侍郎。万侍郎，即万士和，隆庆二年任右侍郎，同年转左侍郎。尚书、侍郎，是礼部的最高长官，李贽与他们都有抵触，抵触后还能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，说明了他的任性，也说明了他的坦荡。性格就是命运，李贽的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。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李贽转任南京刑部员外郎。正是在南京，他认识了耿定理，他们相见恨晚，遂成至交。也是因为耿定理，李贽又结识了耿定理的兄长耿定向，从此开始了被天罗地网追捕和构陷的生活。也是在南京，李贽接触到泰州学派，并开始了他从事著作。这一年，李贽已经四十八岁，他也许还不知道，他真正的人生即将开启。万历四年（1576），李贽就任南京刑部郎中。这一年，李贽五十岁，人生到达知天命之年，他想对自己做一个深刻的回顾，写下了《圣教小引》：余自幼读《圣教》不知圣教，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，所谓矮子观场，随人说研，和声而已。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，因前犬吠形，亦随而吠之，若问以吠声之故，正好哑然自笑也已。五十以后，大衰欲死，因得友朋劝诲，翻阅贝经，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，乃复研究《学》《庸》要旨，知其宗实，集为《道古》一录。于是遂从治《易》者读《易》三年，竭昼夜力，复有六十四卦《易因》锓刻行世。呜呼！余今日知吾夫子矣，不吠声矣；向作矮子，至老遂为长人矣。虽余志气可取，然师友之功安可诬耶！既自谓知圣，故亦欲与释子辈共之，盖推向者友朋之心以及释子，使知其万古一道，无二无别，真有如我太祖高皇帝所刊示者，已详载于《三教品刻》中矣。夫释子既不可不知，况杨生定见专心致志以学夫子者耶！幸相与勉之！果有定见，则参前倚衡，皆见夫子；忠信笃敬，行乎蛮貊决矣，而又何患于楚乎？李贽将五十岁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“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”，五十岁以前的生活就是一条狗啊！他的思想观念在这一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对传统、对历史进行了更深刻的剖析，他的深刻思考引发了晚明社会思想的巨大变革，这巨大变革一直延伸到今天，犹有回响。万历五年（1577），李贽由南京刑部郎中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。又是一个春天——或许是命中注定，李贽总是在春天启程，又春天辞别。这次，李贽携妻将子取道湖广，一路南行，准备开启一段新的生活。他在楚地流连忘返，这里与他深相契合，此时，他已经寓安之意。三年之后，他将以另一种心情，返回这里，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麻城。

八天台重名教，卓吾识真机

嘉靖六年（1527）十月二十六日凌晨，滨海古城泉州。一阵鞭炮将四邻八乡惊醒。原来，这家昨晚添了一件大喜事——长房长孙呱呱坠地。这家的父亲是秀才兼塾师白斋先生林钟秀，这个孩子就是李贽。李贽原名林载贽，考入秀才入泉州府学后，归宗李姓，为回避明穆宗朱载垕名讳，李载贽改为李贽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孩子日后将因其桀骜不驯的性格、离经叛道的才华而饱受争议，被视为“明朝第一思想犯”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自甘“堕落”的孩子、这个被时代放逐的“异端”，其实怀抱着惊世骇俗的文化理想和道德判断，并终将成为名震华夏的一代宗师。夜里一场霜冻陡降，满塘秋荷顷刻间残败枯索。又是异木棉最绚烂的花季了，千手岩、碧霄岩上的枫叶鲜艳如血，远远望去，像一片片晚霞。栾树的果实渐渐由青转黄，又由黄转红，那深绿的树叶簇拥着青黄红的累累硕果。五个世纪光影转换，当年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的浯江祖居，变成了今天的泉州市鲤城区万寿路123号。高高的院墙阻隔了外面的热闹和喧嚣，五个世纪似乎从未老去，高墙外是车水马龙、红尘万丈，高墙内是绿荫环绕的素朴庭院，有谁还记得这道大门里曾经发生过的翻天覆地的一切？庭院后面那条清清浅浅的小河，河水淙淙，河里的鱼儿欢快地畅游。时光倒转，仿佛一切都未曾远逝，往事尽在眼前。泉州，背靠巍峨的武夷山，面向着辽阔的东海，滔滔晋江从小城的西北流向东南，绕过古城流入泉州湾，成就了这个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。自唐代始，泉州就是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，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开启。唐太宗继位后，对州、县大加并省，并依据山河形势、地理区域分全国为十道，丰州（治所在今泉州）、泉州（治所在今福州）、建州（治所在今建瓯）同属岭南道。海市的便利、人丁的兴旺、商业的繁荣，使得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，在这里，不同文化背景、不同宗教信仰、不同民俗习惯的人互敬互爱，许许多多波斯商人在这里繁衍生息，许许多多摩尼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和平共处。唐僖宗光启年间，李氏人家逃离河南光州固始，跋涉至闽南避乱。尽管大海风波莫测，经商盈亏难定，李氏家族仍以不畏艰险的姿态履危蹈险，出生入死，此后祖祖辈辈定居泉州，靠海为生。终元之世而迄明初，李氏跃为泉州巨贾。自李贽上溯，第八代祖李闾承借先人蓄积之资，尝以客航泛海外诸国。李贽第七代祖李弩，壮年时航吴泛赵，亦是商界巨子。明洪武十七年，李弩被征为官商航行西洋，途中遭遇“忽鲁谟斯”（伊朗）纷争，被困于异国他乡，只好皈依伊斯兰教，并在当地娶色目人女奴成家。这就是为什么李贽有阿拉伯血统和伊斯兰教文化背景的原因。明朝光绪年间编写的《荣山李氏族谱》中写道，林弩“奉命发舟西洋，娶色目人，遂习其俗，终身不革，今子孙繁衍，犹不去其异教”。此后，李弩历尽千辛万苦携家眷归国。为免受歧视，李弩改姓“李”为“林”。李贽六世祖林仙保通晓外语，被录为“通事”（翻译官），后不乐随侍官差，于广东经商。五世祖林恭惠，亦通晓外语，被荐为“通事”伴引日本诸国使者入贡京师。然而，如此非官非吏不得承接祖上家业，家道由此一蹶不振。至四世祖即曾祖父，家业衰败，举家沦落为平民，以致曾祖父母死后五十多年无钱入土落葬。李贽的祖父竹轩林公总结几代家史，明白“士农工商”是中国不可突破的阶层痼疾，“商”只能居于末位，而要儿子也就是李贽的父亲白斋林钟秀改习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正途。这就是大明王朝一个南方家族的生存和繁衍。世世代代为生计的辛苦奔忙，将他们修炼成“航海世家”。蔚蓝色的大海给予了这个家族超拔雄健的力量、无与伦比的想象。李贽从祖祖辈辈那里了解到的中国国情，也许比他在学堂庙堂里受到的所有教育和教化，更真实，更深刻。这一年，是明世宗嘉靖六年，丁亥之岁。如果我们放眼看，还可以看到更多。这一年，是张居正十年改革失败的二十周年。这一年，在遥远的西方哥白尼出版《天体运行论》，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攻入罗马，灿若云霞的文艺复兴就此终结。四十年后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——尼德兰革命在遥远的西方爆发；明朝蓟州镇总兵戚继光率官兵完成蓟、昌两镇一千二百多里长城加固改造工程，加筑一千四百八十九座空心敌台，边备整饬一新，雄心勃勃地准备将敌人挡在关外。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放远点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更多上上下下罔顾的事实——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，宦官陈增监山东矿税，凿山民夫多死，又逮及代纳税款稍缓的吏民，民众大哗。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，临清民变，聚众四千，驱逐税监马堂，毙其爪牙三十七人，沙市和黄州团风镇民众轰走税监陈奉的徒党；武昌、沈阳一万人，反对湖广税监陈奉，发生武昌民变、沈阳民变。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），京畿兵民苦于连年旱灾、矿税，群起而盗；浙江流民结党，伺机举旗造反。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武昌民众数万人围攻税监陈奉官舍，投其徒党十六人于长江；苏州市民包围税监衙门，乱石打死税使孙隆大参随黄建节，焚毁帮凶汤华大居室。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，腾越（今腾冲）人民暴动，他们不胜税监杨荣之肆虐，遂愤而烧厂房，杀官吏；两广以矿税害民，激起民变，言官请罢矿使，神宗不理。因缺乏张居正这样的贤士应对督导、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，神宗愈发荒于政事。李贽辞世的第二年——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，神宗诏谕洛阳老君山为“天下名山”。自此愈发不再上朝，累二十多年，国家运转几乎停摆。明神宗执政晚期，付万事于不理，导致朝政日益腐败，百官不修职业，内外多变，政以贿成。朝廷党争趋于白热化，逐渐形成两大政治派别：一派是由京、宣、昆、齐、楚、浙等地方宦官、王公、勋戚、权臣组成的联合阵营，他们坚持维护秩序，努力延续正统，坚持国家大义，固守传统伦理；一派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东林党，他们讽议朝政、评论官吏，廉正奉公，振兴吏治，开放言路，革除朝野积弊，反对权贵贪赃枉法。政争党争无处不在，从小到大，从暗到明，从分散到聚集，从观念到日常，从政治主张到生活态度——于是，国本案、梃击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、京蔡案……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，都会演变成一件又一件天大的事情，整个国家被裹挟着，像滚雪球一样身不由己滚下坡去。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，福州万余人，抗议恶税，终致福州民变。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，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努尔哈赤击溃，从此明朝在辽东的控制陷于崩溃。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七月二十一日，神宗驾崩，终年58岁，庙号神宗，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，葬十三陵之定陵。神宗逝后，长子朱常洛继位。仅仅二十四年后，历光宗、熹宗、思宗三帝，大明王朝灭亡。大明王朝行至此时，已经两百七十七年了。或许，命运的拐点便是王朝的终点，街坊里巷无处不萦绕着末日气象——暮霭沉沉取代了朝气蓬勃；开国时的“天子守国门、君王死社稷”，变成了“昨日入城敦，归来泪满襟。遍身女衣客，尽是读书人”；从前鲜衣怒马、饱读诗书、治家安国的读书人，变成了脂粉罗裙、寻花问柳、行为乖张的花间男儿；党争与私仇夹杂于宫廷政治，处处是以邻为壑、党同伐异，动不动便连坐罪死者无数，不论是朝廷还是民间，邀名取誉，相互攻讦，高度撕裂，突破下限。历史上，有“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”之说。明朝刀笔之吏亦为天下大害。谢肇淛在《五杂组》中说：“从来仕宦法网之密无如今者，上自宰辅，下至驿递、巡宰，莫不以虚文相酬应。而京官犹可，外吏则愈甚矣。大抵官不留意政事，一切付之胥曹。而胥曹之所奉行者，不过以往之旧牍、历年之成规，不敢分毫逾越。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，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。一有不应，则上之胥曹又承隙而绳以法也。”神州板荡，宗社丘墟。国将不国，败相渐露。这一年，距李贽割颈自刎，已经过去四十二年了。魂魄已化为袅袅青烟的李贽不会知道，他逝后第十四年——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就在明王朝内部纷斗不已、党争日趋激烈之时，关外的白山黑水之间，一支叫作女真的部落正在成长壮大。这一年，一个叫作努尔哈赤的部落首领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元天命，国号大金。努尔哈赤卧薪尝胆，窥伺中原，二十年后，势如破竹，一举入关。再向前回溯至嘉靖六年（1527）。仲秋的一天，泉州一个普普通通的院子里，一声啼哭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鞭炮噼里啪啦炸响，浓郁的硫黄味道飘浮在空中。祝福纳吉声中，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孩子的一生将是个悲剧。他以极其刚烈的方式出生，又以更加暴烈的方式辞世，他在千古流芳的作品——《焚书》《藏书》《续焚书》《续藏书》中，将人们供奉了几千年的圣人拉下圣坛，将人们遵守了几千年的道德准则放在审判台上。在他死后，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，全部被烧毁。《明史》没有为李贽立传，只是在他相爱相杀的死敌耿定向的传记中提及他。时至今天，耿定向早已在浩瀚的历史里化为尘烟，每每被提及，也只有在李贽的传记中。世界如此荒谬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假若李贽地下有知，他又该怎样评价这荒谬至极的世界？李贽的一生，与大明王朝紧密相连。李贽明白这一切，更鄙夷这一切。他在《自赞》一文中，毫不谦虚也毫不掩饰地说：其性褊急，其色矜高，其词鄙俗，其心狂痴，其行率易，其交寡而面见亲热。其与人也，好求其过，前不悦其所长；其恶人也，既绝其人，又终身欲害其人。志在温饱，而自谓伯夷、叔齐；质本齐人，而自谓饱道饫德。分明一介不与，而以有莘借口；分明毫毛不拔，而谓杨朱贼仁。动与物迕，口与心违。其人如此，乡人皆恶之矣。昔子贡问夫子曰：“乡人皆恶之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”若居士，其可乎哉！” 毁李贽者几多？知李贽者几何？恨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齿，爱他的人爱得刻骨铭心。因创办东林学院而被称为“东林先生”的顾宪成，或许知道一二。李贽逝后，对于这个“性褊急”“色矜高”“词鄙俗”“心狂痴”“行率易”“交寡而面见亲热”的狂人，他坚持送上他的狼牙棒：“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，非人之是，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。学术到此，真是涂炭，惟有仰屋窃叹而已！如何如何！” 袁中道则在《李温陵传》中对李贽极尽赞美：“……骨坚金石，气薄云天；言有触而必吐，意无往而不伸。排拓胜己，跌宕王公，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，嵇叔夜视钟会如奴隶。鸟巢可复，不改其凤咮，鸾翮可铩，不驯其龙性，斯所由焚芝锄蕙，衔刀若卢者也。嗟乎！才太高，气太豪……”更有肝胆相照如马经纶者。李贽落难麻城，马经纶冒着风雪，长途跋涉三千里，赶赴湖北黄柏山中救援。李贽入狱，马经纶除千方百计设法照料他，上书有司，为他辩诬，替他申辩，“平生未尝自立一门户，自设一藩篱，自开一宗派，自创一科条，亦未尝抗颜登坛，收一人为门弟子”。听闻李贽狱中自刎的消息，马经纶悲愤至极，顿足捶胸，连声呼号：天乎！天乎！天乎！先生妖人哉！有官弃官，有家弃家，有发弃发，其后一著书学究，其前一廉二千石也。真正的诗人在做梦的时候也是清醒的。漫游在理想国的圣林里，他会沿着思念走回故乡。可是，李贽回不去他的故乡了。李贽死后，马经纶将他的遗骸葬于通县北门外迎福寺侧，在坟上建造了精美的浮屠。“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，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。”李贽辞世三百八十余年后，学者黄仁宇创作了别具一格的《万历十五年》，试图从中找到一个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成功和失败的根由。黄仁宇在这本书中，单独辟出最后一章专论李贽。大明王朝行至晚期，天道陵夷，气脉衰微，他对于这个“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，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孕育”的环境百感交集：“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，人的廉洁和诚信，也只能长为灌木，不能形成丛林。”黄仁宇最终得出结论说，“中国两千年来，以道德代替法制，至明代而极，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”。李贽，生于公元1527年，卒于公元1602年。字宏普，号卓吾。

▲2021-1《十月》目录

非虚构

梁庄十年/ 005 梁鸿

中篇小说

自画像/084 陈武

望云而行/113 邱华栋

有一种植物叫荚蒾/182 阿袁

短篇小说

沈先生字复观/155 马拉

窗外灯/167 阮夕清

婚飞/176 周洁茹

散文